无论从个人命运还是从文学生涯而言，左拉·赫斯顿（Nora Neale Hurston）都是一个极富悲剧色彩的人物。和三十年代另外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们身逢两次浩大的文学浪潮，即“迷惘的一代”和“哈莱姆文艺复兴”，但她们都不幸湮灭在一大堆充满传奇色彩的白的、黑的男作家的名字里。而赫斯顿，这个在今天被公认为本世纪最有才华的黑人女作家，无疑是其中最令人痛心的被遗忘的一员。在她年轻的时候，赫斯顿在佛罗里达州的烈日下奔走，坚持不懈地采集黑人民间故事，赞助人每年只给她提供一双鞋子。三十年代在她的创作高峰期，评论界（包括黑、白两边）对她的评议主要是集中在她的矛盾的个性和生活态度上，就连她最优秀的作品《她们眼望上苍》（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1937）也因其“迎合白人”的倾向被基本上排除在严肃的评论之外。在她一生的最后几年，学术机构及文学史对她完全不屑一顾。她死后连块墓碑也没有。
赫斯顿受冷落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该是她独特的个性，她是一个走在她的时代前面的人，一个独立的、意志坚强甚至古怪的女人。她以才华卓著、自命不凡在哈莱姆出名后，1925年，她获得一笔奖学金进了巴纳德学院，师从有名的人类学家弗朗兹·博阿斯，她是该学院中唯一的一名黑人学生。从博阿斯那里，她获得了良好的人类学训练，博阿斯让她回弗罗里达州的伊顿维尔市进行实地研究和田野考察，并收集民间传说。伊顿维尔是一个居民全是黑人的城市，赫斯顿从小在这里长大，看到的都是心理健全、具有强烈自尊自信的黑人；他们生活在这个独立的黑人世界里，较少受到种族运动的冲击，这是赫斯顿笔下的黑人都具有比较正常人性的原因。当然也是她后来招致来自黑人内部的攻击的最大原因。赫斯顿和她的白人保护人梅森夫人的关系一直使她备受责难。实际上是在梅森夫人的赞助下，赫斯顿才得以继续她的民间故事采集工作。梅森夫人曾赞助过许多黑人艺术家，包括兰斯顿·休斯，阿兰·洛克等，他们称她为教母。但在当时看来，赫斯顿有一个白人的“教母”无论如何也是不光彩的。即使是同样多年受惠的休斯在后来提及赫斯顿时，也在这一件事上坚决地和她划清了界限，“在她年轻时，她总是能够从富有的白人那里搞到钱和一些东西……毫无疑问，对于她的很多白人朋友而言，她是一个可爱的黑家伙”。但不管怎样，赫斯顿决心要坚持她的事业，不管牺牲多大，她声称，“做奴隶是我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句话在今天读来仍然令人悚然。在政治方面，赫斯顿也惹得其他黑人很不高兴，她支持大多数黑人极为反感的政治家，她的解释是：“他起码为黑人修建了学校，而其他政治家只是说说而已”。1954年，美国高等法院决定取消学校种族隔离，这件事导致了赫斯顿和她的同胞们在政治上的最大分歧，赫斯顿尖锐地批评这一众多黑人奋斗已久的结果，她认为这暗示了南方黑人学校、黑人师生的劣等。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黑人作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多激进的组织要求作家们为黑人而战，抗议种族歧视与压迫；而白人文学界则希望黑人作家创造体面的黑人形象，将黑人文化加以浪漫主义化。这种困难的境况对赫斯顿的创作原则和主题都提出了非同寻常的要求，她选择了描写黑人体验中积极的一面，在她的笔下，黑人并没有被种族歧视和贫困所侮辱、所损害，相反，在她的作品中，黑人被给予了人性的尊严和独特的精神气质：他们具有独特的文化传统，他们和其他人一样独立而自信地存在着，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充满对新奇事物的向往，热切地追求对生活的体验。赫斯顿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地方就是她对黑人和黑人生命力的讴歌与关怀。赫斯顿写过很多评论与散文，热情顽强地捍卫黑人及黑人艺术的价值，其中有名的一篇即是《我做黑人的感受》（1928），在该文中她大胆地宣称：“做黑人于我并非悲剧……我并不属于那帮只会哭哭啼啼的黑人之列”。“黑人悲情”在四十年代是相当时髦的，当时黑人主流文学的代表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黑孩儿》就是激烈的种族主义抗议文学，赖特笔下的黑人是典型地被剥夺、被践踏者。在赖特看来，《她们眼望上苍》“没有主题，没有内涵，没有思想，不过是让白人觉得滑稽可笑的雕虫小技而已”（1937）。对赖特来说，做黑人是如此严肃重大的一件事业，他无法认同赫斯顿笔下的黑人；他们在承受生活之痛时仍充满乐观、宽容的情绪，他们并不憎恨生而为黑人，也不憎恨自己的黑皮肤。总之，在三四十年代的黑人文坛上，没有比赖特和赫斯顿之间更大的差异了。而赖特对赫斯顿的评价实际上代表了当时评论界对赫斯顿的一种常见的看法。她同时代的男作家们纷纷指责她曲意讨好白人读者，到处滥用黑人的方言土话以迎合白人的口味。就这一点而言，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界和批评界众口一声的对赫斯顿乃至整个女性作家群体的压制与封杀是难辞其咎的。
一直到1975年，艾丽斯·沃克在《女士》杂志上发表《寻找赫斯顿》，才开始了赫斯顿的“文艺复兴”。随后，赫斯顿的作品绝迹了30年后开始重版。赫斯顿作品中真正的、具有鲜明黑人特征的黑人艺术、黑人美学的价值被发掘出来。当文学上的抗议走到尽头，人们终于开始回头体味到艺术中善解人性的、温和体贴的关怀之永恒。《她们眼望上苍》成了现代许多白人、黑人主要作家叙事策略和创作灵感的源泉，她的独特的黑人表述方式、她的精心加工过的黑人方言土话不断地激发和影响着新一代的作家如沃克、托尼·莫里森。
1935年，赫斯顿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民间故事集《骡子与人》，这些材料都是来自于她在佛罗里达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所采集的民间传说、习俗、民歌，但并不是简单的复述，赫斯顿将自己作为一个角色设置在故事里使叙事的结构有效而完整。《约拿的葫芦藤》（1934）是赫斯顿的第一部小说，描述的基本上就是伊顿维尔的民间生活，它有点不像一般的成名作，因为它的写作技巧已经相当老练，《约》所揭示的主题后来一直保留在赫斯顿的小说、乃至她的个人命运中：使用超自然的力量如蛊惑（hoo－doo）以救赎或扼杀、传统婚姻中的男女不平等、死亡对群体中的个人以及对群体本身的冲击、伤痛。《摩西：山之骄子》（1939）也是黑人文学的杰作之一，它成功地将圣经故事中摩西率领希伯莱人出埃及的艰难历程和二十世纪黑人的境况——废奴之后、完全获得自由之前——结合起来，都是为同样不朽的奋斗所困扰。赫斯顿赋予了传说中的摩西某些黑人的气质：自然主义者、革命者、蛊惑大师，听起来有些像马丁·路德·金。《她们眼望上苍》是赫斯顿最成功的作品，它体现了赫斯顿作为一个富于创造的艺术家和扎实的民俗学者的完美结合。这本小说据说是赫斯顿在海地失恋后，在七个星期内一气呵成的。这是关于一个妇女从软弱孤独成长为独立坚强的故事，作品的主人公简妮成了非美文学中最早的女主角之一。小说有一个非常巧妙有力的结尾：简妮无奈中开枪打死了可爱的、鼓励她独立的男主人公，在自我生存和浪漫爱情之间，简妮选择了前者，这就使作品在形式和主题上逃脱了一般女作家在维护女性意识和挑战传统之间悬而不决的困境。赫斯顿将幽默风趣的黑人方言、民间传说揉合到美国文学传统的多种叙事技巧里，作者在无所不知的全知叙述和代表主人公简妮的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之间自如切换，赋予了这部小说鲜明的现代主义特征。
赫斯顿四十年代的悲剧是以她和她那个只有23岁的第二任丈夫婚姻的结束来开始的。她的个人传记《路上的尘迹》（Dust Tracks on a Road，1942）倒是同时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1945年她的出版商拒绝了她的出书计划。后来有两年她呆在英国，在那里写了她最糟糕的一本书中的大部分章节，即《苏瓦尼的天使》（1948）。其中主要人物都是白人，赫斯顿试图证明她是有能力写白人的，结果只是证明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文学常识——一个作家抛弃其文化之根即意味着其创作力和想像的衰竭。1948年9月，她回到纽约，但立即被逮捕，她被控性骚扰一个10岁的男孩，半年后她被无罪释放，但报界并没有放过这一渲染的机会。可想而知的是，随后的五十年代是赫斯顿的艰难岁月，她的作品受到冷落，马上就是经济的问题，她试过很多维生手段：给有钱人当女佣、当图书管理员、到中学作教辅。1959年她中风了，身无分文，被送到了救济院。三个月后，她因营养不良离开人世，她终于彻底摆脱了烦扰了她一辈子的账单，街坊出钱合伙埋葬了她。
1973年8月，艾丽斯·沃克到佛罗里达州“寻找”赫斯顿，当地已经没有什么人记得她了。经过多方周折，沃克在路边一块长满了荆棘和杂草的废旧坟地里，辨认出赫斯顿的那一块陷下去的小坑——没有任何其它标记。沃克买了块墓碑（她财力所能及的那么一块），找人在碑上铭文如下：
左拉·尼尔·赫斯顿
“一个南方的天才”
小说家民俗学家
人类学家
1901－1960
其实赫斯顿可能并不介意自己有没有一块墓碑的，人死后原本如此；而且让坟头的野草疯长，莫非不就是一种躺在地下恣意大笑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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